膏方的起源与发展 汉唐时期就已流行

　　早期膏方分外用和内服两种：外用膏剂，即今骨伤科、外科常用的软膏及硬膏药，古代称为“薄贴”，常用于外科疮疡疾患或风寒痹痛等证，其效甚佳。内服膏剂，是将饮片再三煎熬，去渣浓缩，加冰糖或蜂蜜收膏，可长期服用。滋补药多采用膏剂，故又称膏滋药，有滋补强身、抗衰延年、治病的作用。

　　但发展到明清，便已经开始专指内服膏剂，即“膏滋药”。

　　内服膏滋是由汤药（煎剂）浓缩演变发展而来，凡汤丸之有效者，皆可熬膏服用，故有相当漫长的发展历史。早在《五十二病方》中具有膏剂30余方，制作时加用膏糊剂而称为“膏滋”。胶类药汤药配成剂型应用。

　　膏方最早起源于汉唐

　　膏方历史悠久，起于汉唐，在《皇帝内经》中就有关于膏剂的记载，如马膏，主要供外用；东汉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记载的大乌头膏、猪膏发煎是内服膏剂的最早记载；唐代《千金方》中个别“煎”已与现代膏方大体一致，如苏子煎，王焘《外台秘要》有“煎方六首”。

　　唐以前称膏者，有内服也有外用，作用以治疗为主；称煎者多作内服，除用于治疗外，亦已作为药饵补剂用于养生。

　　早期的膏方大多是不含药物的动物脂肪膏，后来发展为含药可外贴、内服的油脂膏。凡称膏者，一般含有动物类药，但亦有用枣肉等烂如腻膏之物的。而“煎”的范围较广，凡煎煮黏稠度较高的药物，如蜜、酥、饴糖、滋腻药汁、枣膏、动物脂肪及皮骨等都可称为煎。

　　其中，《黄帝内经》记载有豕膏、马膏。东汉末年，张仲景的《金匮要略》中的大乌头煎（乌头、蜜），猪膏发煎（猪膏、乱发），其制法类似现代膏滋方的制法，也是将膏滋方作为内服的最早记录。

　　晋代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诸膏方制剂有用苦酒（即醋）与猪油作溶剂的特点，药制成后，既可外用以摩病处，又可内服。如黑膏（生地黄、豆豉、猪膏、雄黄粉、麝香等），功能清热解毒，活血散结。

　　南北朝时陈延之的《小品方》中有地黄煎（生地黄），是单独一味作为滋补膏方。

　　唐代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膏方的制剂有水煎去渣，取汁，浓缩及内服的特征。如金水膏功效润肺化痰，将药味水煎去渣后浓缩，加炼蜜收膏。《千金方》中有个别“煎”方已与现代膏滋方大体一致。如苏子煎，将药味捣碎，取汁，去滓，熬如脂状，纳蜜，煎如饴状，治阴虚咳喘已久，功能养阴润肺，降气化痰。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载“古今诸家煎方六首”，这些煎方均强调作滋补强壮剂。

　　宋元膏方承袭遗风

　　宋朝膏逐渐代替煎，基本沿袭唐代风格，用途日趋广泛，如南宋《洪氏集验方》收载的琼玉膏，沿用至今，同时膏方中含有动物类药的习惯也流传下来。

　　唐以后，其剂型主要演变为由黄丹等收膏的外贴膏和水提取药物，由蜂蜜、动物胶收膏供内服的膏滋，早期用于外摩的摩膏已退居次位，此时膏方兼有治病和滋养的作用。

　　如《圣济总录》之栝萎根膏，以生栝楼根和黄牛脂共同制成，功用养胃生津。此时膏方兼有治病和滋养的作用，上述两方均以滋养为主。宋代医家许叔微用治失眠和疮疡肿毒的宁志膏、国老膏则以治疗为主。宁志膏将药物共为细末，炼蜜成膏，功能宁心安神。而国老膏则是以甘草浸泡，熬煮，去滓，收膏而成，功效以清热解毒缓急为主。

　　明清膏方更趋成熟

　　膏方发展至明清，已进入成熟阶段。其标志为：正规命名，规范制作，数量繁多，运用广泛。膏方已经专指膏滋补类方剂，数量大大增加，临床运用更加广泛。这与现代膏方有很大不同。明代时期膏方，其组成较简单，如三五味，或十余味，药量较轻的特点。明清膏方运用的许多特点值得借鉴。

　　膏方的名称，多采用“某某膏”的方式命名。明代缪希雍《先醒斋医学广笔记》谓:“膏者熬成稠膏也。”膏已成为滋润补益类方剂的专用名称，煎则转为水煎剂的同名语。而膏剂逐渐偏向补益，膏滋备受朝野欢迎，医家更是撷取膏滋之长，加以辨证处方，调治体弱之人，从而出现了因人处方而制的膏方，由于疗效显著，不断得以发展，成为中医药剂中的一大剂型。

　　制作方法已基本固定，即用水多次煎煮，浓缩药液，最后加蜂蜜成膏。

　　明代王肯堂《证治准绳》所载通声膏，将药物共研粗末，熬透去渣，加入杏仁液、酥、蜜、姜汁、枣肉，再煎收膏而成，功用补气润肺，化痰利窍，专治气阴耗伤之咳嗽气促，胸中满闷，语声不出之症。明代《景岳全书》所载两仪膏，取人参120~250g，熟地黄500g，水煎2次，取浓汁加白蜜120~250g收膏，以气血双补，形气兼顾。治疗气血两亏，嗜欲劳伤，胃败脾弱，下元不固诸证。明代朱谟著《本草汇言》，内载柿饼膏等多种膏方，并阐明膏滋制备和服用方法等。韩天爵著《韩氏医通》，收录有“霞天膏”，治沉疴痼疾等。洪基著《摄生总要》，从壮阳填精法立论，纂辑了诸如“龟鹿二仙膏”（鹿角、龟板、枸杞子、人参）等著名的抗衰老膏方，至今仍在临床上得到广泛使用。龚廷贤著《寿世保元》集抗衰老膏方，如“茯苓膏”、“银叶膏”等，亦多佳效。

　　明朝膏方即广为各类方书记载，组成多简单。流传至今的膏方有洪基《摄生总要》“龟鹿二仙膏”、龚廷贤《寿世保元》“茯苓膏”以及张景岳的“两仪膏”。

　　清代叶天士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中也载有膏方医案，《叶氏医案存真》中，治精血五液衰夺，阳化内风之证，治咳甚呕血吐食，均“进膏滋药”。吴尚先著《理瀹骈文》，载有内服膏方，吴氏制方，基于外治与内治相通之理，主要取辨证论治之内服汤丸制作膏药。指出:“膏方取法，不外于汤丸，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。不仅香苏、神术、黄连解毒、木香导滞、竹沥化痰，以及理中、建中、调中、平胃、六君、六味、养心、归脾、补中益气等，为常用之方也。”

　　清代膏方不仅在民间流传，宫廷中亦广泛使用，如《清太医院配方》和《慈禧光绪医方选议》均收录了很多著名的抗老滋补膏方，其中《慈禧光绪医方选议》有内服膏滋方近30首。

　　从顺治帝始，膏滋方在慈禧光绪年间所用甚多，《慈禧光绪医方选议》一书中内服膏滋方共28首。晚清名医张聿青撰有《膏方》一卷，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医家运用膏方的经验。此时膏方用药往往已达二、三十味，甚至更多，收膏时常选加阿胶、鹿角胶、龟版胶、鳖甲胶等以加强补益阴精的作用，并增加膏剂的黏稠度。强调运用配制膏方尤强调辨证而施，不拘泥于补益之膏方。张氏的观点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。

　　晚清时膏方组成渐复杂，如张聿青《膏方》中膏方用药往往已达二、三十味，甚至更多，收膏时常选加阿胶、鹿角胶等，并强调辨证而施，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。

　　近代膏方国内外享誉盛名

　　近代，膏方续有发展，在上海、江浙及广东广泛使用，尤以上海、广州为甚。

　　现代研究发现，冬令进补膏方，可起到调节免疫、加强人体免疫功能、增强人体抗氧自由基等作用。各大中医院纷纷开设膏方门诊，这种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治未病的养生方式深受百姓欢迎。

　　许多著名中医专家，均有配制和应用膏滋防治疾病的经验体会，如秦伯末老，在运用膏方上卓有成效。蒲辅周老中医，在调理慢性病时，喜用膏丸缓图，临床治验甚多。近代名家丁甘仁亦擅长以膏论治，颇具影响。

　　历史悠久的中药店，如北京同仁堂、杭州胡庆余堂、上海雷允上、童涵春堂等均有自制膏滋药，如首乌延寿膏、八仙长寿膏、葆春膏、参鹿补膏等，制合方法，皆有其独特之长，在临床被广泛应用，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声誉。

（责任编辑：徐蓓蓓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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