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卓同年:揭示一个你所不了解的中医世界

2010-05-29 00:00:0039健康网社区
核心提示:祖籍浙江的卓同年,早年毕业于新疆中医学院中医医疗系,后出国发展,成为加拿大卑诗省注册高级中医师,现任加拿大极康中医院院长、北美中医肿瘤研究所所长,还担任世界中医药学会理事、中国新疆医科大学客座教授等职,是海外运用中医原理诊疗疑难杂症的开拓者之一。

  祖籍浙江的卓同年,早年毕业于新疆中医学院中医医疗系,后出国发展,成为加拿大卑诗省注册高级中医师,现任加拿大极康中医院院长、北美中医肿瘤研究所所长,还担任世界中医药学会理事、中国新疆医科大学客座教授等职,是海外运用中医原理诊疗疑难杂症的开拓者之一。

  中医是一门综合性的大科学 卓同年早年“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”,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,遍访各地名医大家逾百位,得到许多宝贵传承。他认为中医或许不是人们所了解的狭义的分析科学,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大科学。在世界传统医学里,只有中医是可以平行、独立于西医之外的医学体系。

  卓同年说,几乎所有的现代人,心灵深处都对科学有一种崇拜与信任,但是上并非除了科学就是伪科学。中医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体系,“天人合一”、“阴阳互生”、“五行乘侮”、“经络学说”,都是难得创造。中医较西医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,著众人的整体性,注重人体各部分的关联,这就是非常科学的。

  我国著名中医临床家蒲辅周先生有句名言:“善治病者,一人一方,千人千方。”而西医是群体化治疗模式,不管什么人得了这种病都吃同样的药,药业是化学家实验室的产物,有章可循。这么多年在国外发展,卓同年直言不讳地说:“我就是想把咱们民族的好东西介绍给西方人。”

  中医讲究对症下药,是个体化治疗模式,因为每个人的体质,如阴阳虚实都不同,治疗方式、给药途径也不同。所以,有人说,遇到疑难疾病,中医是糊里糊涂让你活,西医则明明白白让你死。正因如此,目前,中医是世界上传播之广、速度之快,其他传统医学根本无法比拟。

  许多人不知道,世界上第一部《中医法》不是在中国,而是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和之后的加拿大卑诗省诞生的。北美人对中医的认识从针灸开始,现在针灸已经成功进入他们的医疗保健体系,这跟中医立法有很大关系。像卑诗省1998年颁布了《针灸法》,2003年又有了《中医法》。

  谈到在加拿大的行医经历,卓同年说,开始行医时,白人一般只接受针灸,到《中医法》颁布后才逐渐开始相信中药汤剂。法律可以提升民众的认知。据他了解,国内有与西医有关的法律,中医反而无法可依,所以很多年轻中医都转而恶补西医,把很多中医的特长丢掉了。

  被西化了的中医成为国内中医的主流。另一方面呢,是老百姓找不到真正的传统名医大家,大部分中医只会开成方或平和方剂——反正治不好病,也治不死人,结果使中医临床阵地越来越小,百姓也对中医渐渐失去兴趣和信任。

  卓同年说这次回来演讲,意在告诉民众,中医不只是114(查询台),还是120(急救台)。建议作为中医的母国,要尽快出台中医法。 独创泛系唯象打破现代成见 卓同年遵循“言不可治者,未得其术也”的古训,经过多年艰辛探索与实践,于1990年创建泛系唯象中医理论,发现了一系列泛系治疗点.

  在中医疑难病诊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,总结出一套以“扁鹊脉诊”、“玄宴针法”、“新复方多法大处方”为主体针药结合的泛系唯象中医疑难病诊疗体系,是许多疑难病治疗变复杂为简单,变难治为易治,变不治为可治。 在加拿大80%的病人都是外国人,世界各地都有。

  “重症大疫出良医,物到有时必创新”,卓同年主攻:肿瘤、纤维肌痛综合征、退行性骨关节病、车祸后遗症、运动损伤多发性硬化症及心肾危重症和肝胃大症等疑难杂病。他说:“现在我们既有全球不同宗族体质辨识的经验,又有中国人不常见、外国人极易患的难治病(如克隆氏病、小儿搐动症等)的独创诊治方法,还有对古书根本没有记载的,比如长期大剂量使用抗生素、激素以及放疗、化疗之后形成的疾病的诊治心得。”

  卓同年和他的团队打破了中医只能看小病、看不了重症大症疑难杂症的现代成见,用我们民族的传统医法呵护了一条条宝贵的生命,也为中医在海外的传播做了活广告。经他们治疗的大部分外国患者,都感叹中医的神奇,对我们国家的传统中医文化油然而生的敬佩和向往,有的干脆让孩子去学中医。

  中医是一门可以延续衰老的学问 卓同年在演讲中曾提到,几十年来真正中医的原创性研究结果几乎为零。因为我们现在对中医的研究大都按照西医标准进行,研究方法本身错位,就不必说什么后果了。他认为,中医研究的是活的人体,是一门可以使你的生长衰老过程延缓的学问,用小白鼠和实验室去研究中医,从单味药中去提取中药精华,对中医临床毫无指导意义,其结果是使中医步入误区。

  自上世纪初以来,中医在百年孤独中不断遭遇生死存亡的困境,尤其是现代中医与传统文化逐渐在断裂。卓同年研究发现,中医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异化: 第一次是“儒医通俗化”。宋代名儒范仲淹说“不为良相,则为良医”。宋以前,中医地位比较低,人们都追求入仕做官。

  范仲淹之后情况大有改观,一大批士大夫去研究中医。张仲景在汉代并不出名,是宋朝之后的一批知识分子把他推上了“医圣”的宝座,把他的著作《伤寒杂病论》提升为四大经典之一,和《皇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和《神农本草经》并驾齐驱。

  第二次是“医易神秘化”。中医和易经本来并没有特殊关联,是明朝张景岳的《景岳全书》把中医和易经的关系推到了极点,还把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貌的一句话“不知《易经》,不足以为太医”的垂训搬了出来。当代很多人也受这个影响,把中医引向神秘化。

  第三次“异化”大家比熟悉,就是中医西医化。从1840年开始,在我们接受西方民主、科学等思想的同时,中医学也开始发生变化,其实质和特色的东西再蜕变和消亡。由于学院派中医基本是儒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很多内容不实用,学后自己都不相信,结果是只能做西医的辅助。

  这一批人一般不是以中医传统思想和方法来看病,而是用西医标准和思维方法来诊治。结果中医疗效大打折扣,民众对中医的信任度越来越低。 说得严重点儿,现在老百姓了解的中医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了,而是一个被异化和西化的中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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